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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春雷:《朋友》创作前后

日期:2016-09-03 信息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 浏览次数:

  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,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;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、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,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得更为强烈和独特。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,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,以诙谐幽默的语调,合情入理的分析,乐观豁达的情绪,去劝说人们、影响人们,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。同时,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,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,尽情地歌颂真、善、美,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、恶、丑,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,增强明辨是非、善恶、美丑的能力,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,对生活充满信心,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。

  大山走了,他走得是那样匆忙,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,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,清正廉洁、勤政敬业的作风,襟怀坦荡、真挚善良的品格,刚正不阿、疾恶如仇的精神,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,长留人间。

  ——摘自习近平《忆大山》

贾大山

编者按:

  “在他的作品里,我能强烈感受到他的呼吸就是广大农民的呼吸,他眼中的光就是照亮了无数劳动者心灵的光,他的笔下凝注着人民疾苦忧患的重量。”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,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追忆了已故河北乡土作家贾大山,并谈起《当代人》杂志早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的文章《忆大山》。

  对此,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:“贾大山对人民的热爱我很受感动,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忧国忧民的情怀。”

  习贾二人交往故事令人感动、让人深思。

  此前,作家李春雷创作了纪实文学《朋友——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》,记录了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、书记及之后与正定县作家贾大山的交往历程,再现了一对诤友、挚友之间工作、生活、思想交流等方面的一些细节。为此,本报特约作者,讲述了作品创作背后的故事。

上世纪80年代贾大山(左一)参加人民文学笔会。

  1.千载难逢的友谊  

  2013年10月,河北文学馆改陈布展,偶然发现习近平同志于1998年在“当代人”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悼文《忆大山》,情真意切,十分感人。河北省作协党组书记魏平是一位“老宣传”,马上意识到其独特的现实意义,便请文章的责任编辑康志刚贴发在其博客上。

  果然,该文引起《光明日报》关注,于2014年1月13日转载,立时引起社会关注。

  但是,受限于篇幅和角度,该文并没有展开。我和很多读者一样,感觉意犹未尽。这时候,魏平找到我,希望深入采访,创作一篇纪实文学。于是,春节之前,我赶到正定。

  由于有组织介绍,正定方面勉强接待了我。原来,习总书记去年7月来访时,曾半开玩笑地说,他在正定工作时的事情不要对外多言。这毕竟也是总书记的嘱托。不过,他和贾大山的真情故事,在正定早已不是秘密,只是流传着几个版本。

  鉴于故事真实存在,又实在是正能量,所以也实在有必要正本清源。我采访时,几位当年的知情人一起坐下来,认真、反复地回忆,多方佐证、考实,基本还原了当年的真貌。

  在正定的最后一天夜里,我特地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拜访贾大山的行走路线,又细细地踩踏了一遍,寻找感觉。

  通过采访,我进一步受到触动。从习近平到正定上任后的第一次登门拜访,到贾大山人生最后时刻的最后一次登门探望,这个故事真实、感人且完整,是任何天才作家也虚构不出来的。而且,它拥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和永久的历史价值。

  于是,我决心打破传统,用纯正的文学笔法去书写,为历史留下最真实、最精美的记忆。

  但是,当真正动手创作时,却发现困难如山。这是一个全新课题,主人公又是国家最高领导人。

  2.严苛的真实性

  过去,对于领袖人物,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习惯于“高大全”,写他们的伟岸与光辉,而恰恰是这种写法,让很多作品脱离了群众,淡薄了人气。所以,创作之初,我就下定决心,从人情人性的角度切入,写出生活中、工作中本色的习近平。他与大山是朋友,与我们也是朋友。他的微笑和真诚是面对大山的,也是面对大家的。所以,在文中,除了必要的时候,我大都直呼其名:近平。

  说到纪实文学的真实性,其实也是相对的。比如《史记》中,描写陈胜、项羽和刘邦等人的场景和对话,写到将相和、鸿门宴和霸王别姬,司马迁明显是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并有虚构的。再比如《哥德巴赫猜想》,写到党支部书记给陈景润送苹果,是在成功前还是成功后?存有争议。

  但在《朋友》里,不能有任何虚构和想象。比如习近平与贾大山第一次相见的地点和在场人员,现有报道中众说纷纭,有说在贾大山的家,有说在文化馆,有说习近平独自寻访,有说在座者许多人,也有说在座者只有李满天。采访时,我反复考证,最后确认:习近平请李满天陪同,一起去寻访大山。先是去家里,不遇,后又赶往其供职的县文化馆。

  又如习近平唯一的那次去贾大山家用餐的具体时间,过去都语焉不详。我感觉这是一个重要节点,应该尽量交代清楚。于是,我多方查找资料,最后在该县原文保所所长的日记中确认,是1982年12月23日下午。

  还有更多材料,我全部依据当事人的口述或文字,并进行交叉印证。

  3.两进中南海

  春节后上班,我将作品送交河北省作协党组。

  省作协党组提出意见并修改后,报送光明日报社。报社十分重视,审阅通过后,按有关程序报送中央办公厅。

  但在后来的两个多月里,没有音信。我以为作品就此休眠。毕竟题材太特殊了。而且,中办通行的是公文体,而我的写作是文学语言,他们能认同吗?还有,文内的称呼大都是“近平”,是否会有犯忌?

  正当我心灰意冷之时,北京方面通知我进京面谈。于是,我心怀忐忑,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。

  会面在中南海内部一个小型会议室进行。出乎我意料的是,中办有关人员首先肯定了作品。而后,他们提出几点修改意见,大致有三:文中应有李满天这个人物;建议在写法上略加修改,一些闲笔要适当删节;文内一些语句要认真推敲斟酌。

  李满天原名林漫,是经典歌剧《白毛女》故事的第一个作者,时任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主席,在正定县挂职县委常委,是习贾相识的见证人。由于篇幅所限,我的原文中并没有这个人物。

  本文是文学作品,不是新闻宣传,所以我借鉴了古典散文的笔法,看似闲笔,实则别有用心,是在不动声色地交待叙事,更是在增加艺术效果。如果直白直露,文学品质就会减损。

  在其后的一周时间内,就以上问题,我和负责审稿的同志通了无数次电话,又相约第二次面商。

  可以说,文内每一句话,都进行了反复推敲。不能模糊,不含虚浮,都要言之有据,准确适当。比如原文写到习贾初见时,我这样表述:“习近平到正定县任职后,拜访的第一个人就是贾大山。”此句虽然突出了习近平尊重人才,思贤若渴的心情,但想来并不精确。设想,一位县委副书记上任后,首先拜访的应该是主要领导、同事或老干部,怎么能是一位基层文化工作者呢。在对方建议下,我在“拜访”之前加上“登门”二字,这样一来,就合情合理了。

  审核部门的严谨,的确值得学习!

  我最担心的是写作方法上的改弦易辙。如果那样的话,这篇作品的文学价值就丧失了。庆幸的是,在我的再三解释下,中办最终尊重了我的意见。

  最费周折的还是李满天。在我精心设计,将其加入文中后,中办又提出一个问题:核对李满天与林漫的关系。李满天原名李春芳,创作《白毛女》时,曾用名林漫,在正定任职时,也沿用此名。而从1980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主席始,正式用名李满天,直至去世。虽然明知两个名字系一个人,但中办明确指示,要找到权威记载。李满天已于1990年作古,档案杳无影踪。我马上请正定方面从组织档案中查找。但他们查遍档案,却无李满天其人其名。我找来一本正定县志,终于找到了林漫的任职记载。但怎样证明两名系一人呢?我请教魏平,她告诉我,李满天的儿媳妇就在省作协工作,可请她出证明,再由省作协盖章。  

  4.正定之交  

  说到《朋友》的思想性,我确实“别有用心”。

 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,我试图通过总书记与贾大山的“正定之交”给社会特别是官场提供一些思考。无论从尊重文化、尊重人才的角度,从勤于读书、善于学习的角度,还是从勤政廉政、干事创业的角度,抑或从端正友谊、完善人格的角度。当然,如果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角度,则更具现实意义。

  同时,写作之初,我还有一个梦想:那就是创造一个成语,像高山流水、管鲍之交、三顾茅庐等历史上的著名成语一样,为中华文明史留下一段佳话。我曾设想这个成语叫“午夜之交”,但不合适。文章发表后,网络上有人注册“习贾之交”,也有些直白。现在我倒是觉得“正定之交”,更有表现力,又具地域色彩,也通俗易记。总之,这是一段千载难逢的友谊故事,是古代经典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的翻版和提升。我相信,肯定会有一个最恰当最准确的成语,把这个故事表达出来,流传下去。

  《朋友》片段欣赏

  春雨润青,夏日泼墨,秋草摇黄,冬雪飞白。岁月如歌,他们共同享受着友谊的芬芳……

  1985年5月的一个午夜,大山已经休息。突然有人敲门,近平请他去一趟。

  原来,近平要调走了,第二天早晨7时乘吉普车离开。白天交代工作,直忙到半夜,送走所有同事,才腾出时间约见老朋友。好在,这个时间,正是他们最畅快的时光。

  关于这一次离别,大山后来从未提起。倒是在近平的笔下,有一段清楚的记载:“……那个晚上,我们相约相聚,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。临分手时,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,依依别情,难以言状。”

  作者小传

 

  李春雷,1968年2月生,河北省成安县人,国家一级作家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全国五个一工程奖、徐迟报告文学奖等。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,邯郸学院终身教授。


 

 

 微文化 

  我想社会生活本来就是喧嚣的,或者说喧嚣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,或者说是本来面貌,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一个社会不喧嚣。关于真实,我想也是社会更加重要的基础,真实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本来面貌,也是事实的本来面貌,有时候喧嚣掩盖真实,或者说是会掩盖真相,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,喧嚣不可能永远掩盖真相,或者说不能永远掩盖真实。面对当今既喧嚣又真实,万象风云的社会,一个作家应该坚持这样几个原则,或者说几个方法来面对社会现实,首先我们要冷静地观察,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然后我们要运用我们的逻辑来进行分析,我们要考量现实,我们也要回顾历史,我们还要展望未来。通过分析得到判断,然后在这样的观察分析判断的基础上,展开我们的描写,给读者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。 

  ——莫言 

  在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下,文化自觉与先觉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至关重要。文化自觉就是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的意义和必不可少。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文化的携带者,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自觉,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是文化的携带者,我们为中华文化做什么。不只是身怀绝技的人是传承人,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人,尤其是我们做文化工作的人。而文化先觉应该比文化自觉更高一步,应该主动地关切我们文化的现状,要敏感于我们的文化所出现的一些进步的潮头,同时也发现它负面的问题,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发现它,提出它,呼吁它,议论它,批评它,我们还要参与它,承担它,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觉。文化自觉的人应该是承担者。一个社会最美好的,就是享受文明,我们的梦得以实现。文化工作的终极目的就是文明,因此文化工作者重任在身,任重道远,即便困难重重,也应该义无反顾,勇敢承担。 

  ——冯骥才